美中經濟塵戰六年的觀察與反思

• 資料來源：2024年1月1日「觀察」月刊第125期，pp.54-55
• 更新日期：2024-01-11

　　2023年在國際情勢動盪不安中結束，回顧過去一年最受到矚目的莫過，11月16日美中兩國透過「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舉行領袖高峰會談，雙方達成多項共識。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在會談後公開表示，此次美中領袖高峰會談是迄今為止「最具建設性、最富成效性」的討論，雖兩國屬於競爭關係，但雙方責任則是促進這種關係合理化、可控化，藉此避免衝突，進而找出讓美中兩國皆有共同利益的地方。
　　美中是否透過兩國領袖高峰會談，讓2018年爆發迄今即將屆滿六年的貿易爭端暫告偃旗息鼓，進而讓2024年全球開始迎接截然不同的階段，頗受到國際社會的期待。回顧美中兩國經濟糾葛自從爆發貿易爭端以來，並未因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而稍微緩和，反而從最初關稅戰，更進一步延伸至科技戰、金融戰、資源戰。儘管國際社會許多學者專家將此一現象歸納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然而午夜夢迴，從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加以探索，似乎發現我們的思維是正在陷入歧路。
　　美國資本主義主導全球產業
　　亦即從人類文明朝向更高度的生產力、更先進的技術力的發展過程來看，美國對中經濟戰略採取「逆道」思維，嚴重違背常態，其實可以溯及二次戰後在產業佈局上以「資本主義」為理論基礎，透過「比較利益」將其分散到東亞許多國家形塑全球供應鏈，藉此累積市場利益。其在基本架構上所採取的戰略，並非僅有充沛的勞工、低廉的地成本、寬鬆環保法令等生產要素的取得，而是聚焦具有成長潛力新興市場之依賴，讓美國主導全球經濟資源的配置。
　　此一供應鏈脈絡，先從致力於戰後經濟重建的日本開始，接著依據「雁行理論(Geese Theory)」延伸亞太四條小龍，1980年代之後再發展至中國，更進一步擴散東協各國。不過，檢視其發展過程卻又發現，中國實施改革開放之後，並未遵循美國規劃從經濟發展、中產階級崛起，至社會運動、民主政治改革路徑，而是建立具有中國特色「市場經濟」模式，加上中國經濟規模極為龐大，使得美國更加難以主導其發展方向。
　　美國想方設法對抗中國崛起
　　果不其然，中國快速崛起之後，經濟體量高度增長至僅次於美國，除了讓美中的經濟競爭加劇之外，隨著地緣政治不斷升溫造成雙方軍事緊張，導致美國想方設法對抗中國經濟威脅，以維持主導全球的地位。雖許多經濟學者、戰略專家擔憂美中可能淪落「修昔底德陷阱」，但卻又無法否認的是，目前美國內部正面對著許多問題，需要藉此形塑共同敵人凝聚團結，中國無疑是最好之目標。這些現象大致可以歸納包括：
　　其一，先從產業競爭來說，在美國享受大量便宜來自中國產品輸入好處的同時，造成許多勞工失業，認為中國透過國家資源主導補助特定產業，導致美國企業不利競爭。再者，近年中國積極對外投資更是引發美國對國安的疑慮，甚至長期指控中國利用竊取技術或施壓美國企業轉移技術，藉此達成「彎道超車」。尤其拜登在上任總統後，雖在表面上對中採取合作思維，但其背後卻又選擇更果決對抗之態度，讓美中的未來充滿挑戰。
　　其二，再就科技競爭而言，近年全球科技發展日益分化，尤其是標準規範的分歧，在此同時中國在技術創新上則是突飛猛進，甚至憑藉其市場規模逐漸脫離西方國家所訂定的標準規範，例如華為公司因遭到制裁而轉為自主研發技術，更是造成美國對國安影響的擔憂。因此，拜登政府接二連三對中進行制裁，包括禁止友好國家逕向中國出口先進晶片、軟體與相關製造設備，這些措施勢必讓美中科技進入另一階段的大戰。
　　美中經濟的選項是合作共贏
　　無庸置疑，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所累積的發展動能，加上憑藉其大量人口作為基礎，快速發展極具有中國特色之「市場經濟」。然而，此一有別於遵循「雁行理論」之經濟發展模式，最後卻又爆發美中經濟爭端，從最初關稅戰更進一步延伸至科技戰。雖美國無不希望中國在其主導下扮演世界加工製造角色，但卻又錯估中國在國家面對生存威脅下，激發其潛在自立發展的決心意識，甚至再度召喚「五四運動」以來「救亡圖存」的民族自尊。
　　在此同時，從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角度加以觀察，美國似乎忽略科技是人類共享的文明結果，任何企業透過科技獲致更好的利益，其實是為人類文明創造更多之福祉。很顯然地，美中兩國這場經濟塵戰沒有歷經10年或需要更長時間，恐將難以獲致結果；不過，從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加以檢視，其實已經逐漸顯示其最後可能格局。因此，我們認為美中兩國經濟糾葛之下，未來唯一最佳的可能選項是「合作共贏」；若雙方不此之圖，則一切終將徒勞，甚至讓全球經濟面對更多之危機。

(2024年1月1日「觀察」月刊第125期，pp.54-55)

戴肇洋(台灣省商業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