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務「三高」讓日本經濟難高飛

• 資料來源：2024年3月20日工商時報A2版「社論」
• 更新日期：2024-03-20

　　由於今年「春鬥」促進企業大幅全面加薪，日本央行(日本銀行)於3月19日會議後，決定逐步退出大規模超量化寬鬆政策，同時將基準利率負0.1%調漲至正0.1%，是2007年2月以來的首度升息，除了正式揮別負利率之外，取消殖利率曲線控制(YCC)政策。不過，各界更加關心的是，日本是否藉此正式擺脫已「失落30年」的景氣低迷夢魘，避免GDP全球排名再度下滑，迎接更嶄新的發展階段，進而恢復昔日榮光。
　　依據日本內閣「總務省統計局」2月所公布的資料統計，2023年名目GDP經通膨調整後成長1.9%，若以美元試算，僅有4.2兆美元，被德國的4.5兆美元超車，是日本GDP於2010年被中國超越淪為全球排名第三之後的再度下滑，而且下滑現象似乎並未止歇。國際貨幣基金(IMF)2023年10月所公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指出，隨著印度經濟崛起，加上大量年輕人口助攻，2026年其GDP可能超越日本、2027年超越德國。
　　儘管許多學者專家將日本GDP全球排名下滑原因聚焦於，過去兩年日圓兌換美元匯率大幅貶值接近兩成；然而根本原因，其實是景氣長期持續低迷造成的結果。亦即日本經濟從1990年股票市場、1991年房地市場雙重泡沫破滅後，迄今30餘年期間，日本政府歷任內閣並非沒有想方設法推動各項振興經濟政策促進景氣復甦，怎奈政府、民間及家計等三個部門長期頗沉重的債務負擔包袱，導致景氣陷入低迷深淵。
　　先從日本政府債務來說，依據IMF資料統計，其債務餘額迄今累積超過10兆美元，2022年占GDP的261.29%，與美國政府的121.31%、德國政府的66.64%之比較，顯示日本政府所負擔之債務頗為沉重。由於債務沉重，日銀被迫脫鉤國際金融走勢，不但長期實施負利率，甚至壓低公債殖利率。換句話說，在日銀利率政策轉向下，未來勢必提高日本政府財政償債成本壓力，甚至限制日本政府透過增加公共支出拉抬經濟成長力道。
　　再就日本企業債務而言，依據日本內閣「總務省統計局」報告，雖過去兩年企業設備投資持續正成長，擺脫新冠疫情期間連續兩年負成長；但IMF公布的資料統計，2022年日本非屬金融(Nonfinancial corporate)部門負債率已達到GDP的117.97%，與美國的78.6%、德國的72.84%之比較，顯示日本企業負債率明顯偏高。此意味著，日本企業面對沉重利息壓力之下，使得其在投資規劃選擇上，因可能較為偏向保守謹慎而擠壓彈性，在極易影響企業創新潛力的同時，也波及了經濟成長動能。
　　至於日本家計部門債務方面，雖今年是經濟泡沫破滅之後30年來企業前所未有的加薪，但由於景氣並未完全復甦，加上通膨，以2023年為實例，經通膨調整後實質薪資下滑2.5%。從日本內閣「總務省統計局」2023年家庭收支的調查報告發現，兩人以上家庭每戶月均消費支出29萬3997日圓(折合新台幣6萬2886元)，年減2.6%。歸納日本家庭消費低迷，其原因莫過負債壓力。依據OECD資料統計，2022年日本家庭負債占可支配收入的122.1 %，創下10年來新高，在無形中影響消費同時干擾景氣復甦步調。
　　日本經濟於1990年代泡沫破滅後長期陷入通縮，讓此一期間的生產力受到影響，不但反映過去過度投資，而且顯示1980 年代末期以來頗僵化的勞動力市場。21世紀之後，從前任安倍首相推動的「三箭經濟政策」，經過十年至現任岸田首相實施的「透過設備更新、加薪及人才投資實現經濟良性循環政策」，皆是在致力提高勞動力市場效率、控制勞動力成本的同時，鼓勵企業加薪及性別薪資差異，同時透過日圓貶值增加出口或股價上揚刺激消費，藉此形塑通膨，期待終結通縮促進經濟成長。
　　無庸置疑，這些頗積極的政策，雖相當程度解決勞動市場的失衡，但長期而言，各界更加關心莫過財政之改善。從最近通過的2024年財政年度預算加以觀察，總支出達到112兆日圓(相當新台幣23.9878兆元)；其中，債務還本付息則是高達27兆日圓(相當新台幣5.78兆元)，占總支出的24.1%，創下歷史新高。債務偏高，恐將產生財政排擠效應，如此勢必導致政府債務越陷越深。未來日本若無法排除上述債務「三高」惡性循環，則經濟即使復甦，仍然難以振翅高飛，遑論重返榮光。

(2024年3月20日工商時報A2版「社論」)

戴肇洋(台灣省商業會顧問)